1.5万亿人民币!这是2011年中国整个券商的总资产。看起来很大，但还不到高盛一家公司总资产的1/3，而400亿人民币的净利润仅与摩根士丹利一家公司相当。

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曾表示，“我国证券业成绩显著，但是与国际证券业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缺乏人才和经验，早期的证券公司犯了很多错误。”

郭树清在说完这些话不久，一系列鼓励创新的政策出台了，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等诸多利好因素的出现让国内投行业感觉到了春天似乎已经临近。

近日，更有消息称，“中国正在计划打造本土版高盛”。

形势一片大好，但美好愿望的实现，还需要一步一步地努力。

郭树清带给投行业三大变化

5月25日下午，江苏无锡，在由《证券时报》社主办的“投行创造价值高峰论坛”上，中国证券业协会副秘书长周阿满分析说，中国投行业创新模式已经发生新的变化——正在由过去以监管主导创新向证券公司自主创新转变，投行业正在努力成为市场的组织者和产品的创造者。

她透露说，中国证券业协会下属的投资银行业委员会正在新的制度框架下制定和修改新的规则，以充分发挥证券公司的能动性，为投行各项业务创造价值，提供更具有广度和深度的空间。

似乎与她的这番话相呼应，5月25日晚间，上交所发布了“推动证券公司开展创新工作”一文，该文表示，上交所领导将带队主动拜访多家证券公司，介绍创新工作计划，听取证券公司的意见与建议，并将于近期组织召开有关证券公司创新业务的座谈会。

该文指出，上交所目前正致力于发展报价回购业务，支持证券公司为客户提供现金理财产品，同时开展约定购回业务。对于股票抵押式回购等新业务，上交所计划简化开发流程，加快专业评价及试点，提高创新效率。

报价回购业务是证券公司推出的类似银行理财产品的一种投资工具。目前已有国信证券、国泰君安等22家证券公司开展试点业务。

除此之外，深交所和上交所也同时正式启动中小企业私募债业务试点。这意味着投行将会有更多的新业务机会。

投行业的舞台空间逐步扩大，与“郭树清新政”不无关系。自去年10月郭树清履新证监会主席至今，证监会共出台各类政策、意见和办法50多条，平均不到4天就有一个新政策出台，政策之密度为“历史罕见”。这些改革举措为中国资本市场市场化、法治化、公开化和国际化明确了方向。

在这样的背景下，周阿满认为，目前投行业正在经历着三大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是监管理念的重大变化，系列改革新举措为行业发展创造了宽松的监管环境。二是市场结构发生了变化，过去3年证券公司经营的业务中，股票、债券等均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三是客户需求的不断变化，这让投行业必须面临如何提升其创造价值的任务。

“证监会最近提出一系列变革，实际是围绕着资本市场必须日益变革，持续创新，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这一命题”，上交所发行上市部总监郭洪俊认为，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包含基础性制度不健全、市场建构不合理、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需不断完善、市场的包容性不足、创新理念未真正形成等多重弊病，但正因为此，在针对上述问题进行种种变革的同时，必将为资本市场的主角——中国投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郭洪俊分析称，未来几年，蓝筹股市场的广度和深度都将有较大幅度的飞跃，这将为中国投行业带来越来越多的机会;债券市场的发展和新股发行体制改革也都将为投行业创造更大的空间。

围绕于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话题，有投行人士提出，随着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深入，新股发行将逐步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这时，投行业务模式应从“重保荐轻承销”向“保荐与承销并重”转变，后者将有助于投行业商业模式的改革。而未来随着审核环境的简化，并购业务也将进入快车道，并购业务也将具有更大的市场空间。

多数与会者表示，这一改革将为中国投行业注入新的动力和元素。“新股发行体制改革，首要意义是将加速中国投行业核心竞争力的塑造，从长远来看本轮新股体制改革将使中国投行业的竞争更加健康有序，未来价值发现能力、定价能力将成为中国投行业最为重要的核心竞争力。这一根本性的转变将促使投行业去挖掘真正有价值的项目，积极规避企业风险。未来投行必须不断增强定价能力，平衡投资方和融资方的利益。”郭洪俊说。

深交所副总经理陈鸿桥则从更宏观的背景下，分析了中国投行业新的发展点。“回顾10年前，我们投行界的人士在做创业板上市企业时，200家想上创业板的企业平均净利润只有800万。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类似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去年一年的营收比10年前翻了好几番。这些年企业的数量和营业收入都在快速增长。”据深交所统计，创业板291家公司2011年度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419.35亿元，较2010年度同比增长26.62%。

他认为，中国企业目前正处于重大发展转变的阶段，各产业都迈入了股债市场融资、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海外扩张等需求的爆炸时期，这些都为投行业提供了更多战略机遇。

中国版高盛的必要条件

就在无锡的论坛举办前两天，路透社的一则消息让人对中国投行业的未来充满了遐想，尽管这尚未得到官方的证实。该消息称：“中国正计划对证券业进行大规模改革以创建未来全球性投资银行，希望它们最终可以与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这样的著名公司展开竞争。据中国证监会本月初下发至证券公司的文件，证监会计划允许国内券商将业务由股票交易和承销新股，扩大至期货、衍生品、资产管理、私人银行和私人股本。”

在论坛上，《证券时报》常务副社长田迎春认为，投行业正在逐步拥有核心竞争力：“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正在加快进行中，在统一兼管的市场体系下，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能够通过资本市场中多样化的融资平台和融资工具来获取急需的资金;中国证券市场的并购重组业务也迎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去年交易金额达到2369亿元，这一数据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会得到快速增长。”他相信，未来的中国一定会诞生类似高盛这样的国际一流的投行。

但对于这一话题的讨论，多少有些令人沮丧。国信证券副总裁胡华勇对于“国际一流投行”给出以下几个特征：话语权巨大、强大的盈利能力、源源不断的创新、在盈利资本和制度上面被业内所摹仿——而对于现在国内的很多投行来说，不仅远没达到这样的标准，甚至正为生存而发愁。“我们目前跟其他银行、保险包括信托在产品上面差异很大，我们第一步是要在国内把话语权做大。国内的话语权怎么做大呢?首先是规模要大，其次对我们客户的影响力要直接，对企业和投资人的命运有更直接的影响。”

招商证券副总裁孙议政也认为，这一话题距离国内投行的实际现状，存在很大的距离，他认为国内一些投行首先要做的是把自己变成“真正的投行”，“国际一流投行的目标非常远大，我们现在看到了两步，后面还看不到。要先把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投行，什么叫真正的投行?我们证券公司的机构设置是以牌照而不是以客户为中心;我们的服务内容是基本上以纯中介为主要业务，而没有达到投行为企业来管理风险、分散风险，从而为企业降低不确定性来获取我们的收益——这样的一个价值的体现。如果这两点做到了我们才可能做到一个真正的投行。”

相比之下，中银国际副执行总裁谢涌海稍显自信，他认为，中银国际要成为国际一流投行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投资银行的成长往往跟一个国家和地区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比如日本的四大证券公司在日本经济最好的黄金年代，差不多在世界上都排名靠前，甚至比高盛还厉害。2007年在香港只有7家中资券商，现在已经有50家券商在港开展业务。在这么一个大前提下只要我们的经济能够持续发展，10年以后若我们的GDP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这种水涨船高的效应，将有可能涌现出中国的国际一流投行。

但他同时也提醒：目前，中资投行缺乏为客户提供综合服务的能力，目前券商服务能力单一;另外还缺乏跨境服务的能力，“中国实体经济正在走出去，你如果想成为国际一流的银行也必须要走出去，而不能说我在家里自己玩。”

事实上，中资券商“走出去”，始于2006年，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准若干券商在港设立分支机构。按照中国证券业协会的统计，截至2011年底，已有23家内地券商获准赴港设立子公司，其中国内银行系统在港设立机构的有5家，基金公司15家，期货公司6家。近年来，随着中国实体经济在海外的辐射扩张，部分中资券商已经逐渐在香港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在投行业务方面，据彭博统计，2011年香港新股承销及配售市场排名中，前20位中有6家为中资券商，其中中金(香港)排名第七，中银国际排名第九。

中信证券董事长殷可为本次论坛专门撰文指出，投资投行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遭遇到诸多艰难与不利：从参与海外并购的执行难度，到自建扩展的牌照限制，从业务跨境的利益资源冲突，到产品创新的日常监管缺失等等。这些问题和困境主要表现在：“中国券商现有的商业模式构成与其国际化经济的巨大矛盾;中国证券公司内部治理模式对国际化发展的严重制约;中国券商在跨境一体化的业务矛盾与管理冲突。”

其中的第三点包括基本因素有：货币自由兑换、资金出入境受限、境内外监管结构的差异与特殊性、境内外分业与混业市场环境的区别、母子公司在设计信用、评级、资产负债表、交易对手风险方面面临的不对等。

在论坛上，谢涌海直接表露，要做成一流的国际投行，中资投行更需要政策上的支持。因为中银国际的银行背景，难以享受证监会的政策：“证券跟银行不能分得太清，有一些代理业务银行也是可以做，界线太清楚对整个证券的发展是不利的。”

与中银国际相比，中银国际证券主要在境内做国内的业务。中银国际证券副执行总裁任劲也呼吁说，“如果能够在立法和监管政策上有所突破，仅仅在投行业务方面我们的客户基础少，而商业银行有更广阔的客户基础，把这两个基础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把这个业务做得更大。从立法上监管上面如果能突破混业经营的政策障碍，才能够带来更多的业务机会。”（来源：速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