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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比亚迪对簿公堂之后,富士康的政府关系经营就以地方为主、中央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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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台铭的政商经:以地方为主 中央为辅

    来源:《中国企业家》  作者:方儒

    导语

    比亚迪对簿公堂之后,富士康的政府关系经营就以地方为主、中央为辅。

    据多家媒体报道,富士康在山东菏泽的20亿美元新厂投资案已经被叫停。因为菏泽市副市长刘国生正在接受调查,这份只差签字的投资案不得不立即叫停。大家也发现,先前《富士康科技集团确定在菏泽市投资建厂》一文已经从山东省商务厅网站撤下,证实这项投资案“目前没有进度”。事实上,富士康方面一直与刘国生对接,现在刘国生被查,而富士康方面也没有进一步响应媒体求证,显示该投资案确实停滞不前。

    富士康在成都的工厂,也传出运营规模不断缩减的新闻。由于前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一手推动富士康在成都设厂,在李春城落马后,成都富士康如今日子也不算好过,两个事业群IDSBG和SHZBG原订在今年底达到40万人规模的目标,看来是不容易达成了。同样可查证的是“富士康科技集团成都科技园”在招聘网站上的员工规模只有500到1000人之间,这对被称为“四川省1号工程”的成都富士康来说,发展实在不如预期。

    事实上,与比亚迪对簿公堂之后,富士康的政府关系经营就以地方为主、中央为辅。自2009年初以来,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花了很多时间亲自接待到台湾的各省采购团,这可以看出他与各级政府官员的密切互动。

    “大陆内部竞争,比台湾还要激烈。”郭台铭曾经说,他在大陆投资设厂的地方,没有不发达的,因为他会看那个地方的官员“值不值得投资”。一位鸿海高管曾指出,富士康到其他省分设厂,真是会受到官员热情接待,甚至郭台铭一下飞机,就有红地毯相迎。

    八九年前,深圳特区政府都说:我们可以没有龙华镇,但不能没有富士康。这可以看出富士康在深圳的影响力。前深圳市长于幼军曾对媒体分析说,郭台铭事业大发展的平台是深圳,于幼军因此与郭台铭建立了很好的感情与友谊。他就任山西省长时,报到的第一天,刚下飞机郭台铭就给他打来电话,一方面表示祝贺,一方面也表示感谢。于幼军在电话里头说,他是离乡背井、单枪匹马,到郭台铭的老家山西来打工。作为山西人,郭台铭更应该为山西的建设发展做出贡献,要能把山西的投资,作为富士康今后发展的重点。

    另一个例子是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他任职河北省长前后,就曾经多次向郭台铭争取富士康投资河北,如今郭庚茂引进富士康的经验,更成为各省招商干部必学的经验。郭台铭当年在富士康秦皇岛科技园区签约仪式上,也对河北省招商的细心、认真赞誉有加。郭庚茂转任河南之后,富士康在郑州设厂生产iPhone,也创下了“郑州速度”,在一年之内流水线就正式生产,如今更有超过30万员工的规模,最近还因为iPhone6加紧出货而扩大招工,看得出来这鱼帮水、水帮鱼的双赢关系。

    因此,直到如今,郭台铭还常被各省书记奉为座上宾,他的光环没有因为2010年以来的员工跳楼事件而褪色,而且一切合作也都是在台面上明着来的,没有那些与官员打交道的“潜规则”。

    但是同样在深圳,富士康与比亚迪由爱转恨的关系,却一路闹上了法庭,包括科技专利、高管挖角等状况,都让郭台铭气白了头发。他还为此跑上跑下,从北京到广东,要求各级官员帮忙,但没有得到太多支持。毕竟比亚迪根正苗红,又是自主创新的代表。郭台铭还曾透过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在国共论坛举行时,以台商智财权问题,向国家领导人表达此一困境。没想到当面告状,并未解决鸿海与比亚迪的恩怨。

    当然,中国很大,富士康的生意也很大。我们也知道,政坛、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与敌人,深谙人性与利害关系的郭台铭,虽然一路上遭遇了不少挫折,但他仍是“中国制造”的最佳象征。

    转自 新浪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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